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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求高中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整理
2、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3、关于秦始皇
4、推荐几部好看的抗战电视剧

求高中历史选修4（中外历史人物评说）整理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称帝后，主张“事皆决于法”，[1]从而高扬起“法治主义”的大旗，以理天下。直到今天，法治主义也是个十分诱人的主张，而法制社会更是今人努力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境界。难道在几千年前，这位极权皇帝就已经实行了法治主义吗？到底什么是法治主义？秦始皇搞的“事皆决于法”是否是法治主义？这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将不无益处。

一

要想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中国法律的起源谈起，否则就很难正确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特定内涵。

说到“法”的起源，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情况。就中华法系而言，它是中国伦理文化的特殊产物，所以，我们的“法”的概念和内容无处不打上这种文化的印记。

在战国以前，中国社会本无“法”的概念。追溯到原始社会，确切地说在“五帝”时代，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是“德”。古书上说：“五帝用德化”[2]；“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3]，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原始社会结束后，到了原生态的国家夏、商、周时代，“礼”代替了“德”，并且逐渐形成了“以礼治国”的重要原则。“礼”为什么在此时能够代替“德”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呢？古人对此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大人世及以为礼”[4]。从这句话所透露出来的消息看，它无疑在暗示“礼”起源于国家出现之后、为了保证权力私有的世袭制。我们觉得这种解释是非常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具体地说是从夏代到春秋时代），“礼”作为国家出现后的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工具，似乎起到了法律的作用。但是我们说，“礼”与“法”却有本质的不同，对这点古人区别得极为清楚。古人就此阐释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表面看去，虽然二者都是对社会成员行为的规范，但“礼”更强调对人的行为动机的限制；而“法”则更强调对人的行为结果的限制。所以，前者讲究教化的作用和行为主体的自律，而后者则是国家对行为主体所施行的社会性强制措施。因此，“礼”与其说它近似于“法”，还不如说它更近似于“德”这种伦理范畴。历史证明，“礼”确实源于原始的“德”，但它在扬弃了原始的“德”的某些内容之后，又注入了前所未有的阶级内容，并且将其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上。夏、商、周三代所以被称为“礼治社会“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们也许会问，难道在夏、商、周那样的国家中就没有类似法律的强制手段吗？那倒并非如此，相反，在以阶级压迫为内容的国家中，没有法律这种强制手段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条一个血缘族团征服另一些血缘族团的道路，它与希腊那种由原始氏族内部贵族与平民相互斗争，最后由氏族平民取得胜利而形成的民主国家是不同的。希腊人强调的是“宪法”及其“宪法”下人的权利，而我们最初的国家法律主要是由征服者强加给被征服者头上的种种极其残酷的惩罚手段，我们对这种惩罚手段有一个特殊的称谓——“刑”。所谓“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笮；薄刑用鞭扑。”[6]不过，在夏、商、周时代由于大致坚持“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7]的原则，所以“法”，或者更正确地说“刑”，从理论上讲并未成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主要工具。然而，一个惯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迟早会将压迫他人的手段强加在自己人的头上。按之史实，仅在西周时代，统治者就大肆宣扬“明德慎罚”[8]，忙于抛出“九刑”、“吕刑”来“威民”，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在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中华法系从它出现之日起，就不是以保障人的权利不受侵? 肝康牡模鼋鍪且恢侄匀说某头J侄巍?nbsp;

到了春秋时代，社会发生了“礼坏乐崩”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传统的“礼”再也无力用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了，于是社会陷入空前未有的失序状态。在血与火的熬炼中，人们不约而同地在思索着一个问题：如何重建社会的有序性？为此，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各个学派竞相抛出这方面的主张。其中法家学派所提供的一套有关这方面的理论引起了秦国的专制君王，诸如秦孝公以及后来的秦始皇的特别兴趣。法家理论的出发点是“暴力万能论”和“君权绝对论”。在这个大前提之下，这一学派力倡将过去作为“礼”的辅助手段的“刑”提升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导地位，用以代替渐趋失灵的“礼”。法家人物把经过他们改造过的“刑”称之为“法”。这种“法”虽然也不遗余力地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9]，但它决不是宪法、私法，而是适应战国时代那种战争状态的军法和刑法，一句话，是专制君王使用暴力手段实现国家意志的唯一工具，可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法”，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渗透着令人畏惧的血腥气。

二

我们说过，秦始皇极力主张“事皆决于法”。然而却又“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难道秦始皇的思维发生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悖谬？否，对于秦始皇及其追随者来说，这二者之间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简直就是统一的。因为秦始皇自认为他就是“法”的化身。他既是立法者，也是司法者，还是执政者，总之，他代表三位一体的国家意志。所以，“事皆决于法”还是“事皆决于上”，在秦始皇及其追随者看来完全是一回事，根本没有任何区别。对他来讲，“法治”也就是“人治”，而“人治”也就是“法治”，两者毫无对立可言。我们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真正地理解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所以能够走上“法治主义”的道路，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对战国时代的特殊情况考察后，我们得知，虽然当时诸子百家提出形形 *** 的政治学说，但到了战国晚期，“七雄”之间白热化的厮杀清楚地告诉人们：只有“法治主义”可以救乱世。因此在这时，“法治主义”几乎成为一股压倒一切的强劲的社会思潮，即使是以宏扬“仁义”为己任的儒家思想大师荀况也公然将“法治主义”塞进自己的学说中，以此来迎合时代的需要。至于他的高足弟子韩非和李斯的弃儒投法，就更能说明这个时代的风气了。秦始皇沐浴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自然要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熏陶。

此外，在战国“七雄”之间长期的力量角逐中，秦国最终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秦始皇即位之初，这种优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局。而这种优势地位则明显地标志着秦国自秦孝公以来的“法治主义”的胜利。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在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系统的、牢固稳定的、有可操作性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制约了、支配了秦国历代君主的意志和行为，使他们无法偏离秦国既定的“法治主义”的轨道。

不过，在这里我们也决不能忽视人的个性，特别是握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的个性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如果历史的进程可以假设的话，我们设想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当了秦国的国君（完全有这种可能），统一后的天下能否出现像秦始皇治下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情况？我们说，肯定不能。我们从反映吕不韦政治思想的《吕氏春秋》中了解到，吕不韦积极倡导、实行开明君主专制，反对严刑酷法，允许思想的自由化和多元化，试图实行分权制……这些主张基本上是与秦始皇的政治思维针锋相对的。问题是在公元前221年，并不是吕不韦成了大秦帝国的皇帝，而是他的私生子秦始皇。

验之史实，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秦始皇与吕不韦的人格形成过程是有所不同的，秦始皇从年轻时代起就被秦国的特殊的文化环境熏陶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从而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大师韩非钦佩得五体投地，四处网罗各国的法家人物，坚决按照法家的“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建构新国家的模型，坚决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这些表现除了到秦国的“法治”传统中寻找根据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本人的人格力量。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碗人物，一个政治、军事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秦始皇恰恰不是这类君王！少年时代苦难的经历，扭曲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给他的尊严蒙上的耻辱，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的了解和把握，……凡此种种，都必然促使他不再相信人的善良和人的诚实。这样，也就使他很自然地向荀子、韩非的“人性恶”的说教靠拢，使他眼中的人际关系除了“利”、“害”二字之外，别无他物。父亲为了活命可弃他而不顾，母亲为了寻欢作乐可让他蒙羞受辱，更何况他人了！他的心态在自卑中严重失衡，他的理智在磨难中逐渐成熟。失衡的心态渴望平衡，理智就给他指出一条唯一可行之路，那就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绝对权力，那就是要冷酷无情地奴役他人。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补偿自己精神上的惨痛损失。所以，他从很早的青年时代起，就迫使自己感情的琴弦停止颤动，就与“严而少恩”[11]的法家理论一拍既合。于是，秦始皇冷血冰心般的个性与时代的需求终于找到了更佳结合点。

进一步讲，对秦始皇来说，他所以无限钟情于“法治主义”，那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把“法治主义”看成是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占有欲、权势欲的最充分的表现。而这种“法治主义”在他后来荡平群雄的统一战争中，也确实十分奏效，况且这次旷古未有的“奇功”又给予他以极大的心理满足。从而使他更加深信，“法治主义”是万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既然强大的宿敌都能在他的强力意志、优势意志下摧眉折腰、俯首称臣，那么，千百万手无寸铁的黎民百姓又何足道哉！所以秦帝国建立之后，秦始皇决心把他的“法治主义”在天下全面铺开，以便用这个冷酷无情的武器，随心所欲地驱使天下人为满足他的个人意志服务。

问题是，在秦始皇的眼中，“法治主义”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慑服的威力呢？

那是他认为，“法治主义”的更大威力就在于它的“重刑主义”。在统一天下之后，他之所以刻不容缓地把“专任刑罚”定为秦帝国处理国家事物的指导思想，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不过，“重刑主义”并非是秦始皇的专利，它实际上早就是构成法家学说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商鞅很早就倡导过“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12]的政治主张。所谓“重刑主义”，就是轻罪重罚，就是用恐怖手段制造一种威慑力量，驱使民众就统治阶级之范。但我们也必须指出，之一，商鞅在主张“重刑”之外，还补之以“厚赏”。第二，商鞅在主张“重刑”的同时，还没有忘记“重刑”的道义的基础，即“去刑”。不过，商鞅的“重刑主义”在秦国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很快就发生了形变，他的“重罚厚赏”逐渐演变成“重罚轻赏”。到了秦国统一中国前夕，秦始皇的思想导师韩非已经在极力鼓吹“重罚少赏”了。他说：“重罚少赏，上爱民，民死赏；多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13]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韩非无非是在坚持恩威并施的“赏罚论”的前提下，把法家学说的重点有意转移到突出“罚”的作用上。可韩非毕竟是个理性主义者，为此，他也曾警告说：“用赏过者失民，用刑过者民不畏。”[14]也就是说，无论赏罚都要有个合理的限度，超出这个限度，赏罚就会失去它的作用。可惜的是，在韩非建构的君主极权理论中，这种合理的声音非常微弱，以至于完全被秦始皇忽略了。“重刑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它的道义基础，它的合理限度，完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秦始皇既不主张“以刑去刑”，也不主张“重刑厚赏”或“重刑少赏”，而是主张“专任刑罚”的“重刑不赏”！这种极端思想被秦始皇的政治设计师李斯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名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15]我们从“法治主义”在秦国异化的轨迹中不难看到，“法治主义”到了秦始皇手中，已经完全偏离了它“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16]的初衷，而成为独裁者秦始皇“举错暴众”，与民为敌的残忍而野蛮的统治工具了。

“法治主义”所以发生了如此可悲的质变，我们还需要到法家思想体系的内在悖论中去寻找。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野蛮、最残暴、最虚伪、最阴险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区要想“大定”，海县要想“清一”，苍生要想“获救”，天下人就得先忍受这位“救世主”的奴役！正是法家学派这种荒谬的悖论，才创造出秦始皇这样一位前无古人的极权主义者。法家学派为了制造这类英雄，拼命鼓吹“明君独断”、君主极权，指望这类英雄挽狂澜于既倒，还世界一个清凉。他们哪里知道，一旦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无法限制的绝对权力落到某个英雄的手中，它不仅必将成为某个英雄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且奴役苍生的镣铐非但不会被打开，相反，这副镣铐会变得更加沉重！

秦始皇就属于这类英雄，而他的“法治主义”则是赠给翘首盼望“解放”的民众的一副更加沉重的镣铐。

三

秦帝国统治的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这种黑暗完全是秦始皇“专任刑罚”的“法治主义”造成的。

历史记载，秦始皇对“黑色”情有独钟，他认为黑色是一种吉祥的颜色。他在统一天下那年（前211年）的御前会议上，曾亲自规定“色尚黑”，即“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16]秦始皇如此喜欢黑色，除了他根据战国时代阴阳家《五德终始说》那套神秘理论推导出来的秦为“水德”，水色玄黑这套胡言乱语之外，还应该向秦始皇的内心深处探究。心理学认为，对颜色的心理反应，乃是一个人价值观念的外化。不同志趣的人对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及由这七种色彩合成的白色会有不同的偏好。因为不同的颜色可以与人们不同的审美情趣产生共鸣。有趣的是，古往今来很少有人喜欢黑色。因为黑色被视为是不祥的颜色。黑色是光明被吞噬后的黑暗，是恐怖，是毁灭，。但正因为黑色有如此这般的象征性，所以秦始皇才对黑色情有独钟。对秦始皇来说，他太熟悉黑暗了：在赵国邯郸的人质生活不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吗；秦国宫廷中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那持续了几十年的充满血腥气的统一战争尤其是一片黑暗，一片恐怖；他那时常受到死神威胁的羸弱多病的身体，更使他的精神世界弥漫着一片黑暗，一片恐怖。总之，他的生活始终在与黑暗和恐怖相伴。黑暗扼杀了他的童年，夺走了他的欢乐，淹? 涣怂怨饷鞯你裤剑舾慕鍪且豢爬淇岬男模约岸运劳龅目志搴透甙恋墓露馈5故欠浅8行缓诎担蛭呛诎抵土怂痔愕囊庵荆钦飧痔愕囊庵静攀顾ぷ叛骱褪堑巧锨Ч诺谝坏鄣谋ψ佣迪至怂耐纷碓浮K运裨藓诎怠⒖植馈⒒倜稹?nbsp;

如今四海之内的臣民都已匍匐在他的脚下，诚惶诚恐地期盼着这位“兴义兵，诛残贼”[17]的皇帝能够在战乱之余赐给他们以福祉、和平和光明。可秦始皇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只有他一人有资格从黑暗中阔步走出，享受光明的沐浴，而那些芸芸众生为了给他营造一个一系万世的永恒帝国，则必须仍然留在黑暗、恐怖、毁灭中。出自这种专横的设想，他在统一战争刚刚结束，就立刻建立起以“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而不赦”[18]的意识形态霸权，即“法治主义”。

从此，秦始皇的“法治主义”就成了一把悬剑，时刻高悬在秦帝国数千万臣民的头上，迫使他们按照他的绝对意志去建造宏伟的宫殿，去修筑豪华的骊山墓，去赶筑举世震惊的万里长城，去铺筑四通八达的驰道，去远征匈奴和南越，去巡游全国，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去妄杀无辜和焚书坑儒……。

这把悬剑的唯一功能就是“繁刑严诛”。我们只要看一看秦帝国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法”的名目，就足以使人绝望了。就死刑而言，则有戮刑、磔刑、弃市、定杀、生埋、赐死、枭首、腰斩、凿颠、抽肋、绞、剖腹、族刑、具五刑……，至于其它刑罚，那就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了。当时的刑罚所以如此名目繁多、阴森可怖，那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制造一种秦始皇所需要的“黑色恐怖”气氛，才能够使那些笼罩在“黑色恐怖”阴霾下的人们达到李斯所说的“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19]的火候，从而使帝国的臣民成为任之驱使的人形畜生！

当然，我们有必要指出，如上那些秦帝国的法律古已有之，大多数并非秦始皇所始创。而且这些法律后世也不是没有。只要稍事观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数千年的中国专制社会里，以这种“严刑酷法”为内容的“法治主义”几乎是无代无之。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单单去谴责秦始皇一个人。确实，只要专制主义存在，“黑色恐怖”的阴霾就不会消散，真正意义的法治主义就不会实现，等等。

但是，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到秦始皇的“法治主义”，那是因为在这位皇帝的治下，“法治主义”已经被绝对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其目的的卑劣，手段的残酷实属罕见，那种公然以天下人为敌的本质实在叫人深恶痛绝。倘若说以后的少数帝王还稍微懂得一点“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的话，那么秦始皇则更迷信“暴力万能论”，更相信在“法治主义”的大旗下，他的任何想法都能够变成现实。基于此，他竟然把在战场上用来对付敌人的办法拿来对付自己治下的民众。在“法治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他有意制造恐怖气氛，他视民为草芥，他把法律当成是他可以随心所欲滥用的皮鞭和屠刀。为了满足他那毫无止境、荒诞不经的丑恶私欲，法律在他手中不仅不是制止犯罪、保证社会安定的工具，相反却成了制造“犯罪”的工具，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为了制造“犯罪”和“罪犯”，他不仅“专任刑罚”，把“刑罚”绝对化，而且在“刑而不赏”的同时，又把“重刑主义”推向极端，把本已十分严酷的秦法变得更加严酷。比如，帝国建立后，他接连颁布了“妄言法”、“焚书令”、“挟书令”、“诽谤法”等禁锢思想的苛法。另外又把已有的刑法作了加大惩罚力度的处理。如，秦统一前的《徭律》规定：“失期三日到五日，；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20]到了秦始皇手中居然改为“失期，法皆斩。”[21]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上有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秦始皇的“繁刑严诛”的“法治主义”的实行，仅仅靠他一人是无济于事的。好在，在专制政治中，一个独裁君王想找到落实自己思想的马前卒并非难事。当时那些由军功地主和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官僚集团就是对他的精神的更好领悟者和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吏治深刻”是历代对秦帝国官僚集团的最恰当、最公允的评价。秦帝国的“吏治深刻”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据史书记载，当时定立了一个血淋淋的标准，即“杀人众者为忠臣”。[22]那么这个标准具体落实的情况又怎样呢？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有段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个范阳令，他在任十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公（指范阳令）之腹中者，畏秦法耳。”秦帝国的一个小小的县令竟然如此凶残横暴，其它的各级官员那就更不在话下了。这样，在“黑色恐怖”笼罩下的秦帝国就成了“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路，断狱岁以千万数”[23]的大监狱。

在这个大监狱中，秦始皇又有意不断地补充进一批又一批以“罪犯”为主力的、无偿的、非生产性的劳动大军。他们按照秦始皇的意志，在各级官僚的摧逼下，源源不断地开向秦始皇最需要他们的地方。真难想象，在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的治下，人人都有“罪”，并且使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蜕变为人人在惩罚面前平等。结果是可想而知的，秦始皇的“法治主义”终于把秦帝国境内的大多数人推向绝境，但也为秦帝国的毁灭埋下了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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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1、嬴政在用人上不以出身高低取人，不拘一格，广招人才；能够礼贤下士，能够任人唯能；敢于向部下承认错误。

2、春秋战国以来，长期战乱不断，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安定统一；各国变法运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建立统一国家准备了条件；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也为六国归秦的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长平之战，赵国战败，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御秦的进攻；嬴政通过十年兼并战争，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策略正确时完成统一大业的关键因素。

秦始皇简介：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十三岁继承王位，三十九岁称皇帝，在位三十七年。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首位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建立首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曾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古今中外之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

秦始皇在中央创建皇帝制度，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还把中国推向大一统时代，为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新局面。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中国两千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他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关于秦始皇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中国首位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姓，名政。出生于赵国，所以又叫赵政。13岁即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称帝。前246年，秦王赢政即位，因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及嫪毐掌管。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理朝政，除掉吕、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创立了“皇帝”的尊号，称始皇帝。

身世

据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大将的女儿,送给子楚之前是吕不韦的姬妾，吕不韦出于政治目的将已怀孕的赵姬献给异人（即秦庄襄王），后来赵姬怀胎十二月才产子，生下了嬴政，实则为吕不韦与赵姬的私生子。（根据现代医学的研究结果[来源请求]，怀孕十二个月鲜有案例；同时，作为怀孕征兆的停经也可以被异人怀疑。故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出错存在可能性。）作为一个并不受宠爱的质子的儿子，嬴政少年时期是在赵国都城邯郸度过的，此时异人经吕不韦从中斡旋已然回到秦国，并认华阳夫人为母，经过多次政治斗争终于获得了华阳信任，吕不韦又花费大量精力与金钱将赵姬母子接回秦国，从此嬴政开始了他在秦王宫里的政治生涯。

生平

登上王位

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为秦王。即位时由于年少，故国政由相国吕不韦所把持，并尊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既把持朝廷，又与太后（赵姬）偷情。他见秦始皇日渐年长，怕被他发现，故献假宦官嫪毐给太后。结果太后生下了两个私生子，而假宦官嫪毐亦以王父自居，封长信侯，领有山阳、太原等地，自收党羽。嫪毐在雍城长年经营，建立了庞大的势力。

前238年，秦始皇在雍城蕲年宫举行冠礼。嫪毐动用玉玺发动叛乱，攻向蕲年宫。秦始皇早已蕲年宫布置好三千精兵，打败叛军。嫪毐转打咸阳宫，那里也早有军队，嫪毐一人落荒而逃，没过多久便被逮捕。秦始皇将嫪毐五马分尸，曝尸示众；又把母亲赵姬关进雍城的萯阳宫。秦始皇随后免除吕不韦的相职，把吕不韦放逐到巴蜀。

其后，虽然他听从秦国贵族所言，下了《逐客令》，逐出六国食客，但被李斯的《谏逐客书》所劝阻，其后他任用尉缭子、李斯等人。

统一中国

自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始皇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灭韩、十八年灭赵、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二十六年灭齐。终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

修筑长城

秦灭六国之后，即开始北筑长城，每年征发民夫四十余万。在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男人辛苦劳作尚不能裹腹，女人纺织的布都无法蔽体的情况下，征调如此之多的民力去从事非生产性劳动，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千里之地尽是尸首，血流成河的惨剧，所以百姓十户人家里有五户想要造反也就不足为奇了。“孟姜女哭塌长城”的民间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普通百姓对修筑长城的怨言。

当时所修筑的长城，并非今所见之长城（今长城主为明朝时所修建）而是相当不牢固的夯土墙，秦长城主要目的是标名与匈奴的界线，并没有实质的防御功用，况且当时匈奴实力并不强，始皇仍遣蒙恬发兵十万攻击匈奴，后人对此的评价是：“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蒙恬死后没多久，匈奴便轻松跨过秦长城，不但收复了原来的失地，并且占领了燕、代等郡。综上所述，长城本身在后世抗击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是否有意义还属争议话题，但至少在秦始皇时代的作用除了虚耗国力以外，没有任何作用。

集权统治

发动了焚书坑儒事件。

由于当时社会上百家争鸣，严重的阻碍了秦始皇对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于当年开始销毁除法家以外的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一直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四百六十余名儒士和方士坑杀，史称「坑儒」。

奢侈生活

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宫殿，而在统一六国期间，更是大兴土木，每灭一国，便要将该国的宫殿建筑在咸阳附近仿造一遍，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整个关中地区，自渭河以北，雍门以东，直到泾河一带全部都是宫殿群。

统一之后，开始在渭河南岸修建后世皆知的阿房宫（亦名朝宫，阿房为其前殿名），每年动用民工七十多万人.虽然有人辩称这些都是有罪之人，但七十万这个数量相比于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2000万来说，这个比例也是很惊人的。朝宫可以容纳十万人，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和马才行，仅一个前殿的面积就达到了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米，台基高达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的考古工作发现，阿房宫本来就没有建成. 秦朝此宫殿仅完成地基而已.

除此之外，还有兴乐宫、梁山宫等等。

据《三辅旧事》记载：秦国有“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国有“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另外，“咸阳之旁二百里内”，还有“宫观二百七十”。

有宫殿就要有美女，在灭六国时，就把所有各国的美女都掳掠来放在所建造的宫殿之中。宫女总人数，据三辅旧事记载：后宫列女万馀人，气上冲于天。并且，秦始皇死后，这些宫女绝大部分都被迫殉葬

骊山墓从秦王登基起即开始修建，前后历时三十余年，每年用工七十万人修建。现在留存的墓从外围看周长2000米，高达55米。内部装修极其奢华，以铜铸顶，以水银为河流湖海，并且满布机关。并且，建造陵墓的工匠在陵墓造成之后全部被活埋。

死亡

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行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秦始皇病死。赵高勾结始皇少子胡亥及李斯，伪造遗诏立胡亥为太子，是为秦二世。并赐太子扶苏死。

国家建设

始皇即位不久，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始皇陵。在统一六国之后，旋即修建豪华的阿房宫，最多时用工七十二万人(虚数，表明人数众多)。

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开始大幅修筑以国都咸阳为中心，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的驰道，类似现代的高速公路。驰道并实行「车同轨」，均宽五十步。驰道的作用有数项，一说是使交通方便，以利管理六国旧地，一说主要目的为方便北方战争前线的补给，还有一说是方便始皇出巡时能畅通无阻。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大多在秦故地与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上基础上拓建而成。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及秦直道。

秦始皇在扫灭六国后，为方便运送征讨岭南所需的军队和物资，于是命史禄开凿河渠以沟通长江水系的湘江和珠江水系的漓江。运河在最终在始皇二十年（前219年）至二十三年（前215年）修成。灵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它自贯通后，二千多年来就一直是岭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水路交通要道。因此此项工程在始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在位时发生的事

韩国名门之后张良曾在博浪沙派刺客行刺秦始皇，未能成功。

为寻求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渡东海求神仙，耗资巨大。(『楚义六帖』指徐福和童男女们在到达目的地（即现时的日本）之后一去不返，日本重臣秦氏为其后代。不过参考『史记』与『三国志』可知，此一说法在东汉之前并未出现。至于徐福即为神武天皇说，则除了年代不合之外，更是毫无文献可考)。

评价

他是中国之一位皇帝，也是皇帝尊号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皇帝制度创立者，使中国进入了中央集权帝制时代的人。他也使中国之一次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局面，为其后各朝代谋求统一奠定了基础。但自古以来，秦始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

正面评价

秦始皇在位之时，吞并六国，并发兵南征北讨，史载“百越之地，尽皆俯首”，“北扩千里”，按战国地图看，领土几乎比战国七雄控制范围扩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设置郡县”，对征服后的土地注重统治和制度建设，不似其它同时代的征服者如马其顿的亚力山大，或罗马只重征服，不重制度建设；因此使统一的土地统治稳固，这才为中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后人认为，“功莫大过秦皇汉武”。意指秦始皇在武功方面，排在汉武帝之前，历史上无出其右。至今，英语中对中国的称呼China，也是从罗马语Chin（秦）演变过来的，这在一个侧面上表现了秦帝国的影响力。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重视以法治国，秦始皇继承了这个传统，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韩非，曾自叹“若与其同游，则无恨矣”。对将领赏功罚罪，皆依法。秦始皇虽专制，认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国。陈胜吴广起义，其理由也是“秦法严苛”，其罪当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并非如后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般因严重腐败，而 *** 。后世儒家倡导人治，治国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决，而至今日人治之风，马屁之风犹在。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以及由此而来的郡县制皇权国家奠定了技术基础。“修驿道，设郡县”，这是中国能够采用郡县制这种先进制度，而非类似西方的分封制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期的罗马不能有效控制占领区，只能设权利极大的总督（总督总揽一地的军政大权，都是贵族，基层组织都依靠当地的原有组织），仍旧类似于分封制，这是罗马帝国后来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郡县制是一种平民制度，其军政首脑都由皇帝任命，依政绩军功可上可下，可平职调动，这就导致了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的出现。职业官僚和职业军人都可以来自平民，郡县官僚制有效的保证了平民（布衣）参政议政的权利（如李斯，蒙敖等等都是布衣，依军功政绩才出将入相），相比分封制这种贵族政治，无疑是一大历史进步。现代国家的文官制度和军队制度就是起源于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为之后近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先进于西方，从而比西方发达奠定了基础。所谓“汉承秦制”，“自秦以来，其制未变”，“百代犹行秦法政”。两千年的皇权时代的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

李白的诗《古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桑弘羊的论着中肯定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清代的章太炎在1913年撰写的秦政记也赞扬秦始皇。

负面评价

因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说，而其后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推行以仁爱，中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因此，秦始皇常作为负面典型出现在各种散文、史籍中。如贾宜的《过秦论》等。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贾宜《过秦论》：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始皇被很多史学家看作是一个暴君，为了权力可以不择手段[14]。

万里长城、秦驰道、灵渠、阿房宫及秦始皇陵等的规模均极为庞大，劳动举国的人口兴修，不少文献均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但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为史学家对于秦始皇功大还是过大的争论点。

与其有关人物

赵姬

秦始皇的母亲，是与秦嬴政联系最为紧密的女人。她与吕不韦生下了嬴政，并瞒过了子楚。嬴政即位后，赵姬成为太后，吕不韦拜为相国，继续 *** 不止。后来，她又与他人通奸，并生有二子。嬴政得知此事后，无情地将母亲赶出家门。秦国大臣纷纷劝谏，可他根本听不进去。并下一道骇人的命令凡就此事劝谏者格杀勿论！但群臣仍继续进谏，秦王连声喊杀，前后共杀27名大臣，尸体高垒于城门之下。其后茅焦冒死进谏，嬴政得知将母后驱出家门有百害而无一利时，亲自将太后迎回咸阳。可赵姬却变本加厉地放纵情欲，给嬴政带来无地自容的耻辱。他恨他的母亲，以至他会毫不顾忌母子亲情，又将其逐出家门，幽禁宫中。由此秦王对淫有一种特殊的憎恶感。他曾竭力表彰巴蜀寡妇轻富贵而不淫的贞洁操守。这种女性才是他理想的母亲形象。

荆轲

原齐国人，本姓“庆”，后来迁徙入卫，改姓“贺”，最后入燕，姓“荆”。

荆轲喜好读书和剑术，但在卫国没有得到任用。他想与盖聂讨论剑术，遭到了拒绝。后来与鲁句践发生争执，被鲁句践喝了两句便逃跑了。最后荆轲来到了燕国，结识了当地卖狗肉的屠户和击筑的乐人高渐离。终日与他们饮酒作乐，旁若无人。虽然荆轲是个酒鬼，但也有一些文化知识，所以他与当地的处士田光也有一定的交情。

当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后，便立心刺杀秦王。在鞠武的引见下，太子丹会见了田光，田光便为太子丹选出了刺杀秦王的人选——荆轲。在田光的劝说下，荆轲同意了当刺客，后，田光自尽以保守秘密。太子丹厚待荆轲，有求必应。如让他“以金瓦投龟”、杀千里马取马肝供他品尝；一日酒会，荆轲见到一个侍女的双手长得很美，便称赞了一句。谁知酒席散后，太子丹却叫人把那侍女的双手砍下，送给荆轲。

荆轲不入秦，太子丹也不敢催促。只是后来王翦大军压境，太子丹才不得不劝他行动。荆轲迫于无奈，要了督亢地图和秦国逃将樊於期的人头，备上徐夫人匕首（姓徐名夫人），带上秦舞阳，以奉献樊於期首级为名，出使秦国。行至易水，高渐离为他击筑送行，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去到秦国后，荆轲以进奉地图为名，亲近秦王嬴政，并取出藏在地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但行刺失败，反而被秦王砍杀。

尉缭

魏国大梁人。姓氏不详，只因曾为秦国国尉（主管军事），后人称其为“尉缭”。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游说家。传说尉缭曾拜鬼谷子为师，学成后隐居山林。后为魏惠王招用。

秦王政十年（前237年）入秦游说，为秦所用。收买六国高官重臣的外交手段是他所提出来的。嬴政对尉缭的才智十分赏识，甚至在服装饮食等方面，让他和自己享有同等的待遇。然而尉缭对嬴政的评价却并不高，他对嬴政的评价是“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尉缭著有《尉缭子》一书，共24篇。表述了他对战争的各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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